郡县治则天下安，县域兴则国家强。县域涵盖城镇与乡村，是承上启下、沟通条块、连接城乡的枢纽，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县域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担负和扮演着承上启下的重要责任，如对上要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落实各级工作部署，对下要领导乡镇社区，促进发展、服务民生，等等。习近平高度重视县域治理，他深刻指出，“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1]并要求准确把握县域治理的特点和规律，“把强县和富民统一起来，把改革和发展结合起来，把城镇和乡村贯通起来，不断取得事业发展新成绩”。[2]习近平关于县域治理的重要论述及其实践基础，深刻阐述了县域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为县域治理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实现路径。
一、习近平关于县域治理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长期以来高度重视县域治理，对县域发展治理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内涵十分丰富，涉及县域各个方面，集中回答了县域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县域治理的根本任务、贫困县治理该如何着手、人才在县域治理中的作用、县域治理的动力来源、县域治理的根本保障以及怎样当好县域治理的“一线总指挥”等重大问题。
（一）承上启下—县域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我国，县的历史已经有多年。自秦以来，县一直是最稳定最基本的国家治理层级。一个县，大的有几十万、上百万人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方面功能齐备。县域治理最大的特点是既“接天线”又“接地气”。对上，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中央和省市委的工作部署；对下，要领导乡镇、社区，促进发展、服务民生。关于县的地位和作用，习近平还做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他说“如果把国家喻为一张网，全国三千多个县就像这张网上的纽结。‘纽结’松动，国家政局就会发生动荡；‘纽结’牢靠，国家政局就稳定。国家的政令、法令无不通过县得到具体贯彻落实。因此，从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看，县一级工作好坏，关系国家的兴衰安危”。[3]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县域治理关系政权稳固、政局安定、政治安宁。习近平的“纽结说”生动地告诉我们，治国必治县，治好国首先必治好县，“县一级工作做好了，党和国家全局工作就有了坚实基础”。[4]县域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县域治理好了，将会极大地提升整个国家的治理效能。
（二）强县和富民统一—县域治理的重要目标
经济是县域发展和治理的基础，也是治县重要内容和根本任务。县一级党委和政府无不高度重视发展县域经济。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壮大县域经济。习近平关于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论述内容丰富深刻，在如何从整体上发展县域经济、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如何发挥县域优势、如何打破发展的束缚等方面为县域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他在浙江工作时提出，加快发展块状经济，着力提升县域经济的整体实力，必须在“做大做强、强化特色、拓展空间、城乡联动”上下功夫。[5]年12月28日，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推进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等县域统筹，把城乡关系摆布好处理好，一体设计、一并推进。要强化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县乡村统筹，加快形成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的建管格局，推动公共资源在县域内实现优化配置。要赋予县级更多资源整合使用的自主权，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把乡镇建设成为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6]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一次专门针对县城问题发文件，表明对县城建设的重视。
在发展县域经济的同时，习近平多次强调，我们还应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县域治理也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在这个范围内，农业农村占大头，是基础，也是工作的重中之重。习近平对县域“三农”工作高度重视，作出许多重要论述，涉及“三农”工作的各个方面。比如，突出强调党对农村的领导，多次提出要抓“大农业”，强调要摆正“统”与“分”的关系，高度重视农村集体经济的作用，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工农关系，提出打破“二元结构”是一场深刻的革命，等等。
同时，习近平还 （三）弱鸟先飞——贫困县治理的新理念
贫困是县域发展和治理的重大挑战，摆脱贫困是县域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任务。如何认识贫困？习近平在福建宁德工作时指出，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9]也就是说首先要扫荡观念上的贫困。“穷自在”“等、靠、要”，怨天尤人等，这些观念全应在扫荡之列。在对待目前普遍存在的“贫困意识”时，首先要意识到脱贫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扶贫先要扶志，要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
习近平还特别指出，“根本改变贫困、落后面貌，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发扬‘滴水穿石’般的韧劲和默默奉献的艰苦创业精神，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实现。为此，贫困地区干部要付出更加艰辛的劳动”“不要言必称贫，处处说贫”。[10]贫困地区要依靠自身的努力以及在特定领域的优势，以弥补贫困带来的劣势。“把解决原材料、资金短缺的关键，放到我们自己身上来”。根据欠发达地区现有的基础条件和发展要求，综合运用“加减乘除法”—加法，即加快经济发展，扩大经济总量；减法，即减少资源消耗、生态破坏和污染排放；乘法，即推动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力素质；除法，即促进人口向城市集聚和对外转移。[11]
（四）人才第一资源—县域治理的百年大计
龚自珍曾说，“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人才任之”。人才问题既是当务之急，也是百年大计。在县一级，更需要发挥人才的作用，也更显示出对各类人才的渴盼。习近平提出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点。[12]他指出，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点，纠正把人才资源等同于人力资源的看法；牢固树立人人可以成才的观念，纠正唯学历、唯职称、唯资历、唯身份的片面认识；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纠正见物不见人的倾向；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社会资源的观念，纠正人才使用中的本位主义做法；牢固树立人才浪费是最大浪费的观念，纠正重引进轻使用的现象。[13]对人才问题早认识、早重视、早去抓，我们的经济工作就早主动、早搞活、早见效。反之，我们就将陷于被动，甚至一事无成。开发人才是一项具有特殊地位的战略任务，关系四化成败，关系国家兴衰。人才的开发将会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人才的聚集会带来经济的繁荣。那么，人才的聚集以及技术专门人才积极性的调动，靠什么？“只有靠政策，一个有吸引力、有感召力、有推动力的政策”。[14]除此之外，在针对县一级如何开发人才问题上，还需多向、深层搞好开发，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潜能，在“内用、外招、上请、下挖、近补、远育６个方面”下功夫。
（五）当好改革“保护伞”—县域治理的活力之源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和主基调，在县域这个层面改革也是大势所趋。改革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创新事业，由于没有现成的模式，缺乏经验，出现一些问题是很自然的。习近平指出：“允许改革有失误，但不允许不改革。”对此，县域改革需保护大家的改革积极性，县委县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要为勇于改革的同志做“保护伞”。宽容改革失误，“进行各项改革，确实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难免会出现失误，一些真正立志于改革的同志，从大局出发，为了发展生产力，给国家创造财富，即使出现一些问题甚至错误，也是前进中的错误，是应给予谅解的。这与打着改革的旗号，搞歪门邪道，损公肥私，搞不正之风犯错误是决然不同的两码事”。[15]对于改革，虽然允许有失误，同时也还要强调，“做清醒的改革者，明确改革目的、目标，多做调研，多加学习，密切注意外地改革经验，改革的步子要大、要稳”。[16]运用好试点的工作方式，由一点到多点，由单项到综合，由局部到全局，成功的经验要迅速推开，偏差的地方要及时纠正，不断发展改革形势，扩大改革成果。
（六）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县域治理的根本保障
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基层组织建设得好不好，关系到我们党执政的基础牢靠不牢靠。习近平特别强调县域发展治理必须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牢牢抓在手里。党正是依靠广泛的基层组织，使党有了坚实的基础，形成一个团结统一的整体；也正是依靠这些基层组织，使党能够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顺利地实现党的领导。党的基层组织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包括村委会在内的各类社会基层组织的政治核心。[17]
习近平充分肯定广大基层干部的作用。基层干部是党和国家干部队伍的基础。广大基层干部是做好基层工作的骨干力量。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最终要靠广大基层干部团结带领群众去贯彻和实施，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也要靠广大基层党员干部组织引导群众去实现。基层干部离群众最近，群众看我们党，首先就看基层干部。广大基层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不仅基层干部本身是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我们党的大量干部就是由基层培养出来的、从基层工作成长起来的。归结起来，基层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18]一个组织一座堡垒，一名党员一面旗帜。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的生机和活力是党的先进性的基础，是党的先进性的具体体现。“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最终要体现到党组织和党员作用的发挥上，体现到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上”。[19]
（七）“芝麻官”千钧担—县域治理的“一线总指挥”
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做过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对县委书记这个岗位和群体高看一眼、厚爱一分，更有嘱托和期待。关于如何做好县委书记，习近平提出系统要求。总体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做政治的明白人。县委书记担负着重要政治责任，讲政治是第一位的。“真正做到头脑始终清醒、立场始终坚定”。二是要做发展的开路人。坚持从实际出发，带领群众一起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特别是要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让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三是要做群众的贴心人。县委书记直接面对基层群众，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四是要做班子的带头人。带头人关键是“带头”二字，带头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带头搞好“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带头抓班子带队伍，带头依法办事，带头廉洁自律，带头接受党和人民监督，带头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堂堂正正做官，真正做到事事带头、时时带头、处处带头，真正做到率先垂范、以上率下。[20]
二、习近平关于县域治理重要论述的实践基础
习近平对县域的高度重视，既来自对悠久历史的深刻理解，更来自对地方领导实践的深刻认识。七年知青岁月使他了解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在正定，他亲自领导了华北平原一个农业县的改革发展变迁。在宁德，他倡导“弱鸟先飞”“滴水穿石”，以“摆脱贫困”为主题在闽东9个县摆开战场大干一场，干出了一个新面貌。在福建，他七下晋江，亲自总结“晋江经验”，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在浙江，他走遍全省90多个县，7次到淳安，提出“绿色政绩观”；11次到义乌，推动落实“强县扩权”。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与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交流，谆谆教诲，对县委书记这个县域发展治理的关键队伍建设提出明确要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许多源头性理念在县域这个层面萌发、探索、实践、总结。习近平关于县域治理的重要论述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是在多个层面领导县域治理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升华。
（一）把认识和把握县情作为县域治理的重要基础
了解一个地方，一定要了解它的历史；治理一个地方，一定要摸清它的情况。习近平一路走来的地方领导实践，鲜明地印证了这样两条规律。
年，习近平从中央机关调任正定县，先任县委副书记，继而任县委书记，开始了他的治县探索和实践。他一上任，就骑着自行车奔走于各个公社和大队之间，走村串户进行调查研究，以最快速度熟悉县情。当时的正定县是全国“农业学大赛”先进县，之所以是先进县，是因为贡献大，而贡献大的表现就是高征购。为了完成征购任务，保持先进称号，就导致全县在经济上是农业单打一，在农业上是粮食单打一。为了交征购粮，年年扩大粮食面积，压缩经济作物面积，粮食交得越多，群众收入水平就越低。习近平通过深入调查得出结论：正定县实际是个“高产穷县”！这一结论是符合正定实际情况的。在这样的县情面前，习近平和县委一班人坚持实事求是，勇于担当，果断向上级反映，将粮食征购指标减了下来。随后召开县、乡、村三级干部会议，对农业种植结构进行调整，适当压缩粮食作物面积，上经济作物，一年就彻底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随后根据正定正好处在石家庄市和大农村之间，提出正定应该走“半城郊型”经济发展的路子，并多次对“半城郊型”经济这一理念进行阐述。习近平带领全县调整农业结构、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大力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积极探索让群众生活好起来、富起来的路子。
在福建宁德，习近平以深入调查研究开始了他宁德地委书记的工作，到任不到3个月，就将9个县全部跑了一遍，后来又跑了绝大部分乡镇。他强调，落后地区之所以落后，也有客观条件和历史因素，要辩证认识自身优势和不足，既要讲“弱鸟先飞”，又要讲“滴水穿石”“等不得也急不得”，就是要拿出百倍的信心、耐心、恒心，树立长远规划，一任接着一任干。习近平在《滴水穿石的启示》中指出，一滴滴水对准一块石头，目标一致，矢志不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滴下去—这才造就出滴水穿石的神奇！我们的经济建设工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就拿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来说，它的发展总要受历史条件、自然环境、地理因素等诸方面的制约，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巨变，只能是渐进的，由量变到质变的，滴水穿石般的变化。[21]关键在于要找准路子，“要使弱鸟先飞，飞得快，飞得高，必须探讨一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路子”。[22]
（二）把脱贫致富、加快发展作为县域治理的重大主题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多次强调，脱贫必须摆脱思想意识上的贫困，扶贫必须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我们可以从习近平《弱鸟如何先飞—闽东九县调查随感》一文中找到这一思想的源头，他提出，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等、靠、要”等观念都应该扫除。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首先要看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由此，他提出了“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这一充满辩证哲理的重要观点。这一理念，从思想认识上摆脱了“自甘落后”的状态，激发了干部群众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积极性，振奋了精神；从工作实践上确定了工作重点和重要任务，就是脱贫致富、加快发展。抓住了这一重点，就抓住了县域发展治理的主题。
年4月，习近平赴福建省委工作，在半年时间内先后用50多天时间去9个地（市）42个不同类型的县（市、区）60多个乡镇调研，他在调研报告中指出，“要制定必要的经济政策措施，支持贫困县、贫困乡（包括已摘帽）的经济开发，以增强贫困县乡的自我发展能力”。他高度重视扶贫措施的落实和成效，他强调“贫困县、贫困乡要把扶贫攻坚的目标任务落实到贫困村、贫困户”，逐村逐户制定脱贫计划，真正做到“真扶贫、扶真贫”。在此期间，习近平探索实践扶贫开发行之有效的新办法，解决了“茅草房”和“连家船”等问题，福建成为习近平“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扶贫思想的发源地。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针对当时欠发达地区发展滞后和仍有大量贫困人口的问题，提出“努力使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全省经济新的增长点”[23]的战略要求，强调“现代化建设不能留盲区死角，实现全面小康一个乡镇也不能掉队”[24]习近平主持制定了推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政策文件，部署实施了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山海协作、百亿帮扶致富建设等扶贫工程，亲自创立了结对帮扶制度。
（三）把着眼全局、以点带面作为县域治理的主要方式
从全国来看，经济大省一定是县域经济大省，经济强省一定是县域经济强省。县域数量大、类型多，县域发展的路径也各不相同。具体来讲，就是要尊重各县城发展规律，根据全域资源、人口等要素流动变化趋势，合理确定不同类型县城的发展路径。习近平始终高度 县域治理离不开人才支撑。对于并不处于改革开放前沿，也并无多少资源优势可言的正定来说，如何吸纳人才、发挥人才作用是摆在习近平面前的一个重大挑战。习近平针对农村科技落后、人才短缺的问题，主持制定了《树立新时期的用人观点广招贤才的九条措施》，强调“建设现代化大农业，靠什么？很关键的一条就是靠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靠掌握这些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指出“发展经济一靠政策，二靠科技，这好比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两个车轮。而要使车轮运转自如，稳步前进，就需要靠人去驾驶，要靠人的聪明才智，要靠有较多知识、较高技能水平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归根结底离不开人才的积极作用”，强调“要积极创造条件，和全国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学术团体、重点厂家、学者名流挂钩，实现智力延伸，开发我县经济。经济起飞离不开人才。要树立新时期的用人观点，搞好人才的挖掘、引进、培训和使用”。九条措施在河北日报头版头条公开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震动全国，一年多时间里，多名人才落户正定。“人才九条”至今仍然是县域招才引智的经典案例。
以“晋江经验”为县域经济发展指明方向。晋江是福建泉州下面的一个县，年改为县级市。改革开放前，晋江是一个穷县。改革开放后大办乡镇企业，涌现出全省第一个亿元镇，全国各地纷纷前去取经、学习，费孝通、陆学艺等学者将其总结为“晋江模式”并向全国推广。习近平非常重视县域经济典型的发展，在任省委副书记和省长的6年时间里，七下晋江调研。习近平的7次调研绝不是一般性的调研，而是上升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大胆探索和成功实践的高度总结，其意义既立足县域发展治理，又超越了县域发展治理。他不是走走看看，说些鼓励的话，而是在调研和思考的基础上，形成了理论成果。2年下半年，习近平分别在人民日报和福建日报发表文章，总结“晋江经验”的内涵是“六个始终坚持”[25]“处理好五大关系”[26]：始终坚持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方向，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始终坚持在顽强拼搏中取胜，始终坚持以诚信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始终坚持立足本地优势和选择符合自身条件的最佳方式加快经济发展，始终坚持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引导和服务；处理好有形通道和无形通道的关系，处理好发展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处理好工业和城市化的关系，处理好发展市场经济与建设新型服务型政府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总结的“晋江经验”和他的理论思考，为县域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走“生态立县”的道路。习近平十分 亲自部署推动强县扩权改革。义乌是金华下面的一个县级市，是全世界闻名的小商品市场，是靠改革发展起来的一面旗帜，也是习近平在浙江整体推进改革的重要实践样本。从2年10月至7年3月，习近平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指导，亲自为义乌发展把脉开方，亲自总结推广“义乌经验”，亲自部署推动强县扩权改革，一次性赋予一个县级政府百余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6年11月14日，浙江省委省政府下发《关于开展扩大义乌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改革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赋予义乌市与设区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义乌一时被称为“中国权力最大的县级政府”。
（四）把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县委书记队伍作为县域治理的关键
7年，习近平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成为党的总书记，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作为中央主要领导和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对县域发展治理 8年11月10日至26日，全国0多名县委书记走进当时的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以及浦东、延安、井冈山三所干部学院，参加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培训班。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两次前往培训班，一次是参加开班仪式并发表讲话，一次是与学员代表座谈。习近平指出，县委书记要强化责任，牢记自己是推动县域农村改革发展的第一责任人，推动农村改革发展责无旁贷，必须逐级明确责任，强化工作措施，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县委书记在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责任，《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不仅把农村工作的许多重大责任直接明确到了县级，也对县委书记抓农村工作提出了十分明确的要求。他对县委书记提出要求，要善于当好班长、带好队伍，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在各方面以身作则，发挥表率作用，团结县委班子成员齐心协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28]
习近平对焦裕禄、谷文昌等县委书记的好榜样始终记挂在心中，在地方工作时多次提到他们的事迹，任福州市委书记时还填词一首《念奴娇·追思焦裕禄》，发表在《福州晚报》上。习近平到中央工作后，三访兰考，充分体现了他对兰考和对弘扬焦裕禄精神的重视。9年4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专程赴兰考，瞻仰焦裕禄纪念碑，参观焦裕禄事迹展，向焦裕禄陵园献花篮，看望焦裕禄亲属。他说：“焦裕禄同志是一个很高很高的标杆，虽不可及，但我们要见贤思齐”。年3月17日，习近平二访兰考。兰考是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习近平的联系点。他说，之所以选择兰考做联系点，是因为兰考是焦裕禄精神的发祥地，希望通过学习焦裕禄精神，为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正能量。习近平指出，对焦裕禄精神要做到深学、细照、笃行。3月18日，习近平在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县域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县域治理最大特点是既“接天线”又“接地气”。做一个县委书记、县长，担任县里的领导，是非常光荣、非常有意义的，也是非常不简单、非常考验本领的。他对兰考结合教育实践活动抓好改革发展工作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把强县和富民统一起来；二是把改革和发展结合起来；三是把城镇和乡村贯通起来。[29]年5月9日，习近平三访兰考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县一级承上启下，要素完整，功能齐备，在我们党执政兴国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居于重要地位。县一级领导同志要珍惜岗位，秉公用权，安身、安心、安业，多为老百姓造福。
随后，党中央决定用3年多时间在中央党校把全国多名县（市、区、旗）委书记轮训一遍，主要目的是帮助县委书记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方面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县委书记队伍。年1月12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座谈会，同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余名学员畅谈交流。他从县域的作用地位、古代县官的选拔任用说到怎样才能当好县委书记。他从四个方面提出明确要求：一是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二是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三是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四是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这就是县委书记“四有”要求。同年6月30日，习近平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又提出四点要求：一是要做政治的明白人；二是要做发展的开路人；三是要做群众的贴心人；四是要做班子的带头人。[30]这是习近平继提出县委书记“四有”要求后，又提出县委书记“四人”要求。
习近平关于县域治理的重要论述是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他的县域治理重要论述立足时代，又与时俱进，围绕为什么要搞好县域发展治理、怎样搞好县域发展治理，系统回答了县域发展和治理需要解决的实践和理论问题，深刻阐明了县域发展治理的目标任务、对象内涵、方式方法、激励动力、环境条件、根本保障以及如何避免走弯路、走岔路、走错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习近平关于县域治理的重要论述具有鲜明的特征，充分体现了大历史观的要求，具有深刻的历史穿透力，是历史纵深性、时代连续性和未来前瞻性的有机统一。从中国基层的农村大队（村）党支部书记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经历了除乡镇（公社）之外的中国所有层级的领导岗位，特别是在正定、在宁德、在福建省和浙江省直接领导、指导了县域发展治理实践，他的很多重要论述，直接来自他的领导实践以及他在实践基础上的思考、总结和提升，对于我国县域治理有重要贡献，也有重大现实指导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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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习近平.研究借鉴晋江经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关于晋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调查与思考[N]人民日报,2-08-20.
[26]习近平.研究借鉴晋江经验加快构建三条战略通道——关于晋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调查与思考[N]福建日报,2-10-04.
[28]全面准确把握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扎实做好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各项工作[N]人民日报,8-11-11.
（责编：吴雨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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