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
史索
作者简介：史索，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文章原刊：《中国史研究动态》年第6期。
年度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在经过了新中国70年发展的学术总结后，又重新启航。史料的整理与出版令人耳目一新，传统领域的研究成果丰硕，新领域、新视角又有新的拓展。这些成就也带给了我们一些总结与反思。
一、史料的整理与出版
甲骨文、金文、简牍等文献是先秦、秦汉史研究的重要材料。甲骨文、金文等方面，出版了宋镇豪主编、孙亚冰编纂《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藏甲骨文拓》(上海古籍出版社),王素《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整理的理论与实践》(《甲骨文与殷商史》新十辑),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青铜器卷》(上海古籍出版社)。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汉长安城未央宫骨签》(全90册，中华书局)也于本年度出版。简牍文献方面，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中西书局),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陆)》(上海辞书出版社),《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玖)》(文物出版社，年)也相继出版。
墓志、石刻、写本文献弥补了中古史研究中的不足。张永华等主编《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三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收录东汉至民国墓志件。朱明歧、戴建国主编《明止堂藏宋代碑刻辑释》(中西书局)收录了近件宋代江西碑刻的拓印、实物照片，并有注释和研究。周峰编《贞珉千秋——散佚辽宋金元墓志辑录》(甘肃教育出版社)收录散佚墓志件，内有宋代买地券20件、晋东南地区金代墓志及元代世侯万户谢坚墓志等宝贵资料。
敦煌吐鲁番写本文献的整理也有新进展。王振芬等主编《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全35册，中华书局)是日本大谷探险队收集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目前所知国内敦煌吐鲁番文献唯一尚未公布的大宗藏品，为隋唐五代史和新疆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与出土文献的出版相得益彰的是，传世文献的整理与修订也颇值一提。李德辉辑校《中古姓氏佚书辑校》(凤凰出版社)将先秦两汉到宋元文献中有佚文可辑的50多种古代姓氏佚书，进行了全面辑录考辨。周少川等辑校《经世大典辑校》(中华书局),以《元文类》《永乐大典》残本所存佚文为基础，最大限度地恢复了《经世大典》的原貌。此外，大型的图书集成也有出版。如[日]林春胜、[日]林信笃编《唐船风说书》(全40册，文物出版社)是关于古代中日海上贸易的第一手档案史料。国家图书馆编《清代乡试文献集成(第一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陈维昭、侯荣川主编《日本所藏稀见明清科举文献汇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是科举文献整理的最新成果。
自年中华书局启动二十四史修订工程以来，相关的成果已陆续完成。本年度出版了景蜀慧主持《梁书》(中华书局),程妮娜主持《金史》(中华书局)。苗润博《〈辽史〉探源》(中华书局),陈新元《〈元史〉列传史源新探》(《中国史研究》第2期)也是“正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此外，《唐研究》还以“中古史书的文本源流——收藏、编纂与传布”为题，对《晋书》《旧唐书》《新唐书》《顺宗实录》等史书的编纂、版本、辑佚、史源等问题进行了专题探究。
二、传统领域的持续发展
先秦史学与考古资料紧密结合。陈絜《商周东土夏遗与夏史探索》(《历史研究》第1期)考察了诸姒之族的地域分布。何毓灵《殷墟“外来文化因素”研究》(《中原文物》第2期)认为殷墟对外来文化因素进行了融合与改造。刘源《论殷墟卜辞中的“在先王宗卜”》(《殷都学刊》第3期)分析了殷墟卜辞所反映的占卜制度和鬼神观念。鲁西奇《齐国的乡里控制体系及其变化》(《文史哲》第1期)认为齐国以国、野二元体制作为基本统治制度。近年来，先秦史的学者在研究中还融入了国家与社会的宏观视角。晁福林《先秦国家制度建构的理念与实践》(《历史研究》第3期)指出商周时期国家制度建构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向。徐义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析论》(《中国史研究》第3期)将中国古代分为氏族社会、贵族社会、豪族社会、宗族社会，分析了各时期社会中坚力量的构建及其影响。
秦汉以降的史学研究在政治史、经济史、法律史、社会史、边疆民族史、中外关系史、学术思想史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政治史领域，学术界在延续了此前偏重上层统治结构、皇帝官僚制度、律令制度等问题的同时，也显示出兼顾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倾向。熊永《封建郡县之争与秦始皇嗣君选择》(《历史研究》第1期)认为秦王朝嗣君问题的背后隐伏着封建、郡县之争。孙闻博《商鞅“农战”政策推行与帝国兴衰——以“君—官—民”政治结构变动为中心》(《中国史研究》第1期)考察了秦国家的体制问题。[韩]琴载元《里耶秦简所见秦代县吏的调动》(《西北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代理职务是县吏从无秩转向有秩、少吏转向长吏的重要环节。戴卫红《百济官品冠服制的创制：东亚视角下的百济官品冠服制(一)》(《文化杂志》第期)、《百济与中古中国官品冠服制的比较研究：东亚视角下的百济官品冠服制(二)》(《文化杂志》第期)讨论了南北朝时期中国官品制度向东亚的辐射。杜文玉《唐宋时期职官管理制度研究》(科学出版社)探讨了唐宋时期的官吏选任、考课、监察、审计、勾检等制度。张雨《唐代司法政务运行机制及演变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考察了唐代国家司法、政务的演变历程。程妮娜《是酋邦，还是国家?——再论金朝初年女真政权的国家形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杨军《契丹社会组织与耶律阿保机建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分别探讨了金朝、契丹国家的历史构建。曹金成《“大蒙古国”国号创建时间再检讨》(《文史》第2辑)否定了“大蒙古国(YekeMongqolUlus)”于年建号的看法。乌云高娃《13世纪高丽武人政权与国王权力》(《清华元史》第5辑)指出高丽国王与元朝的联姻是其击退武臣的重要支撑。王剑、朱文宇《祖制重现：世宗勤政与嘉靖朝政治文化——以嘉靖朝宦官政治为中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3期)认为嘉靖朝宦官势弱本质是世宗皇帝理政方式回归祖制及由此产生的复杂政治生态造成的。陈生玺《再论李岩其人——顾诚〈李岩质疑〉辨误》(《文史哲》第5期)重新探析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岩此人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并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盛行的阶级史观进行了反思。鱼宏亮《发式的政治史——清代剃发易服政策新考》(《清华大学学报》第1期)利用清宫档案和宫廷画像、中外史料，对关于剃发易服的传统记述提出了质疑。邱源媛《清代旗民分治下的民众应对》(《历史研究》第6期)深入考察了错综复杂的清代旗民籍属关系。
经济史领域，土地赋役、货币经济等方面成为热点。《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开辟“唯物史观视阈下的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变迁”专栏，探讨了中国古代土地制度演变的实质、特点与规律。晋文《龙岗秦简中的“行田”“假田”等问题》(《文史》第2辑)讨论了秦代“行田”“假田”的意义及关联。张荣强《从户下奴婢到在籍贱民身分转变的考察》(《历史研究》第4期)考察了古代编户齐民体制下的身份问题。薛政超《规模·品格·角色·范式：唐宋“富民”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探讨了富民对唐宋社会经济关系的重塑。王文成《从铁钱到银两：两宋金元纸币的价值基准及其演变》(《清华大学学报》第3期)指出北宋交子、元朝至元钞分别是铁钱和银两的价值符号，铁钱与银两是交子和至元钞的价值基准。刘迎胜《〈老乞大〉所现元代纸钞流通场景研究》(《清华元史》第5辑)分析了料钞、择钞、昏烂钞、伪钞的含义及其流通运用情况。栾成显《鱼鳞图册起源考辨》(《中国史研究》第2期)将鱼鳞图册的起源上溯到宋代绍兴经界的鱼鳞图帐。郭永钦《明清以来赋税史料中“算位”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期)从古代算盘会计技术的角度指出了算位研究对推进明清财政史研究的意义。赖惠敏《满大人的荷包：清代喀尔喀蒙古的衙门与商号》(中华书局)从多个视角揭示清代国家与市场、商人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
法制史方面有戴建国《秩序之间：唐宋法典与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张春海《中国古代立法模式演进史：两汉至宋》(南京大学出版社),柳立言《人鬼之间：宋代的巫术审判》(中西书局)等著作出版。这些研究立足于国家、社会层面，构筑了更立体鲜活的制度运行实态。
社会史领域，主要集中在家族、社会群体、社会生活等方面。路学军《隋唐之际山东士族的文化传承与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探讨了山东士族文化脉络的演变及意义。张剑光《宋人笔记视域下的唐五代社会》(大象出版社)探讨了唐五代时期民众的饮食、住宅、交通、经济等社会生活。包伟民《陆游的乡村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利用陆游的诗篇，展示了南宋时期浙东山阴、会稽地区的乡村社会。常建华《隐逸与治家：明万历浙江〈重梓遂邑纯峰张氏宗谱〉探析》(《史林》第4期),苟德仪《清代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管理》(中华书局)从家训乡约和保甲团练等方面讨论了地方宗族及组织的自治价值。
边疆民族与中外关系史领域方面，邹水杰《秦代属邦与民族地区的郡县化》(《历史研究》第2期),吴洪琳《合为一家：十六国北魏时期的民族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李鸿宾《唐朝胡汉互动与交融的三条线索——以墓志资料为中心》(《民族研究》第1期)等都
联系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