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秋刚过几天，在东村，就吃到了第一碗新米饭。于我，这真是一种难得的、久违的体验。
东村镇位于富民县东北部。这里地处金沙江支流普渡河的干热河谷地带，海拔只有米，气温比富民县城、昆明城高了几度。巍巍老干山下，狭长的小坝子中，东村河悠悠流淌。海拔低，光照足，土壤肥，水质好。这里，成了优质早熟大米最佳产地。
记忆中，吃新米饭总是香甜的。幼时，家里劳力少，只有父母两人苦工分，生产队里分的粮食每年都不够吃，一到六七月青黄不接时，父母就为全家的吃饭问题发愁。最愁的是母亲，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母亲常常是数着米缸里的米粒做饭的——在木甄子底上垫上一小层白米饭，上面铺上麦面丝或几个大馒头；或者蒸麦面丝、玉米饭里面夹着寥寥可数的几粒白米饭。连垫甄子底的米饭都没有了的时候，父亲就只有去借米。到亲戚家借来几升米，到收了稻谷，再拿新米去还。乡间的规矩是，借出平升（盛米的升子装平）的老米，还回冒升（升子尖尖地装满）的新米。因为新米水分重，膨胀不多，煮饭数量不及老米。总之，借老米还新米，非常划不来。但说归说，一家大小填饱肚子渡过难关才是正事。
我们孩子可管不了那么多，只管饱餐新米饭。稻谷抽穗了，盼着它赶快低头；稻穗低头了，盼着它赶快变黄；谷粒金黄了，盼着赶快收割。生产队还算及时，收回的第一批谷子，就赶快翻晒，每家分一些。一为没粮食的人家救急，二为让各家先尝个新。
家乡的新米饭一般要到九月初开学以后才可以吃到。放学回家，还在院子里，似乎就可以闻到新米饭的香气。书包都来不及放下，赶忙去舀一碗米汤，等不及米汤起皮，一边用筷子不停地搅晃，一边闻着米汤的清香。“慢慢喝，别烫着。喝完尽管吃米饭，今天没掺面丝和包谷面了，纯白米饭，昨天刚刚碾的新米。”妈妈一边舀饭一边说。喝完米汤，舀上一碗新米饭，不用夹菜，直接用筷子撮起饭粒，凑到鼻孔前，就有一股香甜沁入肺腑。入口，松散柔软，米香里含着稻禾的青甜。再嚼，齿间软软粘粘的，犹如糯米饭的口感。
包产到户时，我已上初中。记得我家五口人分到了大大小小4丘田。每年大春季节全部种稻谷，种的是“西南”品种。相比后来改种的“楚粳”系列，“西南”这个品种产量不高，一亩稻田大概收获9-10挑谷子，五百公斤左右。但“西南”口感相当好，非常好吃。而且一亩收获那么多谷子，已经足够全家一年的口粮。家有余粮心不慌。包产到户开头几年，穷怕了的乡亲，家家户户有了余粮也不敢卖，都在木楼上用竹囤子存着。于是，谷子、老米摆得生虫。改种“楚粳”系列品种后，稻谷产量更高，亩产六七百公斤。余粮实在太多的人家才碾了米，运到市场上出售。
云南边疆许多少数民族都有“新米节”，如佤族、景颇族、哈尼族、基诺族等等，贵州侗族也有。节日文化是民族性格、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示，中国传统节日根植于中国古代农耕文化，而自然条件与地理环境决定了早期的中国以农耕经济为主。我们可以猜想，各少数民族先民在千百年历史进程中，同样也经历过青黄不接、吃了上顿无下顿的艰难时期，在稻谷金黄、新米将出的时节，他们同样盼望着收割的季节。对收获的渴盼，对粮食的敬畏，应该是农耕民族文化中的共通性。于是，当秋季稻谷成熟、即将收获时，新米节就诞生了。择个吉日，采回最早成熟的稻穗，用手把谷穗搓出谷粒，用铁锅炒干，舂出新米，撒些盐巴献在神台。新米煮成饭，再舀出来放上鸡、猪、牛肉，撒上盐巴，献在神台上。然后念着咒语，请天神、地神、山神、谷神、列祖列宗的亡灵回来吃新米饭，保佑家人平安。
新米节的习俗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还一直保留。近年到元阳、红河等地参观哈尼梯田，了解哈尼族稻作文化，新米节就是哈尼人的一项重大节日。前几天看到红河州一位哈尼族诗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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