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曾饱含深情地说，“正定是我从政起步的地方，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年3月至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任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和书记，在正定工作3年多。《习近平在正定》这本书，用写实的方法、朴实的语言，真实再现了总书记在正定工作的峥嵘岁月，展现了总书记在正定从政期间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雄韬大略和亲民、爱民、为民的崇高精神境界，为广大干部群众了解领袖成长奋斗历程提供了生动读本，为激励新时代领导干部担当作为提供了鲜活教材，为深入学习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历史逻辑提供了重要参考。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谁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能够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人民就拥戴他为领袖。学习《习近平在正定》一书，再联系习近平总书记的陕北知青岁月，联系他在福建、浙江、上海和到中央工作、担任总书记的经历，给我们的深刻启示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领袖是在历史磨砺中走出来的，是从人民衷心爱戴中确立起来的。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袖地位是经过历史证明、实践检验、实至名归、当之无愧的。我们学习《习近平在正定》一书，就是要从习近平总书记的成长经历中感悟人民领袖的优秀品质、工作作风和人格魅力，从而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团结带领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的赤子情怀
结束在陕北梁家河村插队7年的知青生活后，习近平同志来到清华大学学习，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北京的生活条件、中央军委的岗位和待遇要远远好于正定。但七年的知青生活，使他忘不了农民的艰难和困苦，想出来继续“为老百姓做一些具体的事情”，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能改变多少就改变多少。
做事实在，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这是很多正定人对习近平同志的褒扬。当时，正定是我国北方地区第一个粮食亩产“跨长江”的高产县，被树为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是一个“好县”。但通过走村入户、和群众交心，习近平同志很快摸清了真实情况，大胆提出，正定是一个“高产穷县”，必须改变正定经济“单打一”、粮食“单打一”、群众吃不饱的状况。习近平同志以为群众负责、为群众担当的态度，在与县委书记、县委班子成员沟通后，给中央写信反映正定高征购使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不久，中央、省委、地委联合调查组就来到了正定调研，一致认为反映的情况属实。之后上级决定把每年征购万斤核减到万斤。这样一来，正定调整了种植结构，适当压缩粮食作物，上经济作物，一年农业产值就翻了一番，农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半，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
如何从正定实际出发，理顺发展思路，实现富民强县是习近平同志到正定后一直思考的问题。针对正定处在城市和农村过渡地带的区位特点，他大胆提出发展“半城郊型”经济的发展路子，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大搞农工商，把正定经济带入快车道。据原正定县县长程宝怀回忆说：“近平同志来后时间不长，根据正定正好处在省会石家庄市和广大农村之间，提出正定应该走‘半城郊型’经济的发展路子。”正定老城正好位于距离石家庄市15公里的位置，正好处在城市和农村中间过渡的位置上。在习近平同志离开正定的30多年里，正定始终沿着这条路子走，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
真抓实干、锐意改革的雄才胆略
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时，适逢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潮涌起，改革创新成为时代潮流。但一开始，正定很多人认为，宁可不改革也不能犯错误，似乎搞改革就要犯错误，不改革就能平安无事。习近平同志指出改革是大势所趋，不改革才是犯了大错误。他常说“改革必然海阔天空，守旧未必风平浪静”，强调改革要体现“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的真意。他以滴水穿石的精神和大刀阔斧的步伐，开启了正定改革开放的时代新篇。针对“干不干，八分半”平均主义分配方式、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实际，他摆脱“中央没文件，河北没精神，石家庄地委领导没讲话”的束缚，冒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风险，向县委提出仿照安徽和四川等地的做法，开展“大包干”试点，试点公社当年农业产值就翻了一番半。
在正定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思想解放，善抓机遇谋大事、干实事。年，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寻找地方政府共建“荣国府”临时外景基地。习近平同志敏锐地看到了机会，马上派人与中央电视台联系，很快达成协议，由正定县无偿提供场地，中央电视台投资搭建。景区顺利竣工后，随着电视剧《红楼梦》的播出，正定知名度大大提高，当年有万人次前来参观游览，门票收入万元，旅游收入万元，很快就收回了投资。“荣国府”不仅带动了正定的发展，还开创了旅游业的“正定模式”。
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
调查研究作为工作推进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既是兴党兴国的重要法宝，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原正定县委办主任张五普回忆说，习近平同志在正定时主持召开专题常委会，提出反对衙门作风，注重调查研究，以每年三分之一时间深入基层。还亲自给四大机关领导写了一封信，提出了更明确具体的要求：“要脱身冗务，着眼于基层，着力于实际。大家分包各线，联系乡镇，要多下去走一走、看一看，实实在在地调查研究一番，多一些真情实况，长一些真知灼见，更有效地指导工作，解决问题”。
一辆老式凤凰牌“二八”自行车，习近平同志经常骑着它，奔波在正定县的乡间田野。习近平同志骑着自行车下去调研，一般是不打招呼，不让人家事先准备，而是直接下乡、下厂、入户。在短短3年内，他骑自行车跑遍了全县所有公社、所有大队，还和许多农民交上朋友。他每次去调研都不是简单地走马观花，而是详细了解情况，主动问“有什么事儿？我给你办办”。在习近平同志的带领下，县四大班子领导干部把调查研究作为一门日常功课，下基层一下到底，亲自了解掌握第一手情况，真正把问题搞准摸透，推动解决了一大批长期悬而未解决的问题。这些实践活动，终使一部《论持久战》凝成国共两党抗日战略共识，正面战场的“持久消耗”战略，与敌后战场“持久制胜”战略遥相呼应，不断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直至抗战胜利。
持久战理论指导下的抗日游击战，使敌后战场战略与战术高度统一，因此被赋予全新内涵。游击战作为辅助手段突破了从属正规战的局限，上升到战略层面，进而实现理论认识的重大突破。游击战重要地位的确立，为抗日持久战提供了广阔前景。毛泽东为此强调，抗日战争面对的是强大敌人，以弱胜强是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绝对不能按照有利于强敌的战略战术规则行事，必须“避免一切被动的呆板的战法”，把“战争从壕沟里解放”出来，要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创造性地处理一切战略战术问题。不追求“正规战争那样迅速的成效和显赫的名声”，力求“集小胜为大胜”，将无数不起眼的胜利积累成大的战略胜利。持久战的实践精神，注重问题导向，着眼最现实的战场关切，体现了战略思维对重点问题、关键问题和复杂问题的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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